无论孔孟还是荀子，他们对传统法文化、历代典章、百姓日常的影响都极为深远。
为了贬低霸道，就不得不淡化霸道中的德性因素，因而也就不得不把霸道说成是纯粹的实力政治。在《王霸》篇中，荀子又论述了实现这三种政治各需要什么条件。
《王制》篇曰：此五等者，不可不善择也，王、霸、安存、危殆、灭亡之具也。《王制》篇曰：彼霸者则不然……存亡继绝，卫弱禁暴，而无兼并之心，则诸侯亲之矣。中国有所不同，情况更为复杂。既然董仲舒和王充在这一问题上认识接近，则大致可以认为，在两汉思想界中，对立阵营的儒者在霸道问题上有某种程度的基本共识。朱熹的确被孔子的论断所困扰。
【关键词】 德性政治,实力政治,功利政治 以往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，大都以孟子的相关论述为依据，把霸道视作王道的反面，认为王道以德服人而霸道以力服人。一旦遭遇强大的敌人，生存危机（亡国灭种）和文明危机（天丧斯文）就会一起爆发出来。但是，经学史又是经学观的产物，不同的经学观会描述出不同的经学史样貌，也会随之影响到一部经书的性质定位。
而《孝经》作为经，已经瓦解在诸种注解中——经学在解释之中消失了。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，谓之《周礼》。何以要援《周礼》以注《论语》呢？因为《论语》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，而孔子及其弟子言说的背景正是崩坏中的周代礼乐制度。而清朝《孝经》注疏之存世者不下数十种，光是《四库全书》所录，便有顺治皇帝《御注孝经》一卷、雍正皇帝《御纂孝经集注》一卷，皆鄙陋无见。
由皮锡瑞与刘师培之例可以看出，对一部经典的理解，背后是对整个经学史的理解，而对经学史的理解，又与经学观密切相关。子夏性急，教训君子之人则可，教训小人则愠恚，故戒之。
郑注艺为六艺，六艺之名，《周官》主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《史记》诸书主六经，郑注虽然无明确其指，但从其注《礼记·少仪》仍可推见其说。郑玄注：行，谓六行：孝、友、陆、姻、任、恤。例如早期的经学史中，皮锡瑞《经学历史》偏重今文，而刘师培《经学教科书》重古文。如果从文献学或解释史的角度写作单经学史，固然可能回避整体的经学史，但若从经学本身来写单经学史，则整体的经学史定然是单经学史的基本框架与叙述基础。
《经学历史》之言经学开端时代，云：经学开辟时代，断自孔子删定《六经》为始。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郑康成《六艺论》云：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，指意殊别，恐道离散，后世莫知根源，故作《孝经》以总会之。七年，致政成王，以此礼授之，使居雒邑，治天下。
一曰五礼，二曰六乐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驭，五曰六书，六曰九数。……六书为上古之书，故经书之文奇偶相生，声韵相协，以便记诵，而藻绘成章，有参伍错综之观。
因此，详研一部经的每种重要注本，成为认识该经的惟一途径。盖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为孔子所修，而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乃孔子所作也。
单经学史需要对整个经学史有所了解，更重要的是对经的种种内部问题有自己的判断，而这种判断有时甚至是建立在对整个经学体系的理解之上的决断。《百石卒史碑》云：孔子作《春秋》，制《孝经》。《少仪》士依于德，游于艺，郑注云：艺,六艺也。《论语》此文泛言政刑、德礼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，孔子所言之德有具体德目所指，是故东汉初年之包咸注亦泛言道德。同时，单经学史的背后是整体的经学史，专治一经，董理其史，只有在经学史的脉络中叙述一经之史，才能发明经义,推动经学的学术总结与义理重构龚向农的《经学通论》（刊行于公元1917年）分经学沿革略说与群经学说，前者为经学通史，后者为单经学史。
《周礼》曰：儒以道德教人。如果从现代学术眼光来看，写作一部单经学史，作者应该像导游一样，带着读者游览导游图中的美丽风光。
本书在阐述《孝经》诸种注释的同时，力求凸显作者本身对《孝经》义理的理解。及至宋代，《四书》学兴起，代替五经成为探求孔孟之道的核心文献，于是《孝经》在《四书》的义理系统中成为被审查的对象，故有朱子《孝经刊误》等重注经义、刊改经文之书。
南北朝特重《丧服》，故以《孝经》解《丧服》也成为一时风尚。元世又有朱申撰《晦庵先生所定古文孝经句解》，收人《通志堂经解》，此书与董鼎《孝经大义》同类，纯为阐发朱子之作,但因其于经义几乎全无新见，故不言之。
郑玄此六德之名，来自《周礼•地官·大司徒》，其文云：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：一曰六德，知、仁、圣、义、忠、和……郑君解《周礼》，对此六种德目进行较为一般化的注解：知，明于事。《周礼•地官•司徒》云：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：……二曰六行，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。皮锡瑞云： 其所以称经者，《汉书艺文志》曰：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也。对经文的理解要建立在理解历史上伟大注经家的基础上，因此需要透彻了解这些注经家本身的思想。
就像郑玄的《论语注》必须纳入郑玄的经学理论中，朱子的《论语集注》必须纳入朱子的理学体系中，才可能对这些经注的性质有明确的定位,才可能真正深人讨论这些经注内部的问题。正因如此，整体的经学史与单经学史，皆容易只见史之脉络，而失去经的维度。
郑注曰：师儒，乡里教以道艺者。如果仅仅是要对单经学史进行文献学、解释史或学术史的梳理，那么作者本身不需要对经义有特别的看法，只要熟悉文献源流，认识诸种解释，了解学术脉络即可。
皮氏以为经学自孔子开始，则孔子是经学的开创者，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皆因孔子手定而列于经，而《易》有孔子所作内容，最重要的则是《春秋》，完全是孔子笔削褒贬，为后王立法之作。子夏性急，教训君子之人则可，教训小人则愠恚，故戒之。
七年，致政成王，以此礼授之，使居雒邑，治天下。本来，在两汉时代的理解中，《孝经》是孔子面对后世，为后世建立大纲大法的著作，旨在以政治为中心构建人间秩序。事实上，史的眼光取决于对经的理解，如果没有在历代注释的基础上理解经，便同时也失去了评判历代注释的眼光。然而，在经学瓦解已百年的时代，如何写作单经学史，不管是其通史还是断代史，依然值得讨论。
而经过了唐玄宗之后，《孝经》变成时王面对臣民，教导臣民忠孝的伦理书。而清朝《孝经》注疏之存世者不下数十种，光是《四库全书》所录，便有顺治皇帝《御注孝经》一卷、雍正皇帝《御纂孝经集注》一卷，皆鄙陋无见。
而郑玄建构的以三礼为中心的新经学体系，三国之后主宰了经学的发展，《孝经》也随之用于解释典礼，故南北朝时解《孝经》者喜述其爱敬之义，以为礼制之基础。《少仪》士依于德，游于艺，郑注云：艺,六艺也。
郑玄注：儒主教训，谓师也。从学术史角度写单经学史，注重其传承之源流脉络，解释特征等问题。
